为了巩固防疫成果，同时满足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居家就能看古蜀文明，听考古故事，今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特向社会公布近期刚发掘完毕的一项重大考古成果——琉璃厂五代至宋元时期瓷窑遗址。发掘中获取了丰富的遗物标本，包括瓷器、陶器、建筑材料、窑具四大类，进一步揭示和掌握了成都琉璃厂窑的历史沿革、产品面貌、制作工艺、生产性质等文化内涵，为今后促进和加强对该窑的考古学、美术学、陶瓷工艺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开展相应的文物保护及展示利用工作，提供了可考的科学依据和珍贵的一手资料。
琉璃厂考古
琉璃厂窑，又称“琉璃场窑”、“华阳窑”，始烧于五代，延续至明代，历时700余年，是成都平原著名的古瓷窑场之一。该窑早在于20世纪30年代已引发学术界关注，原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学者David Crockett Graham（葛维汉）在1933年对其开展过短期试掘。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考古人员也曾对该遗址进行挖掘。
琉璃厂考古
2018年5月至2020年3月，为配合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用地需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位于锦江区柳江街道琉璃村6组、包江桥村1组的琉璃厂窑址开展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整个工地分作I、II两个发掘区，其中第II区的地层堆积保存较好，可分为3层：第1层为现代渣土层，多为建筑垃圾；第2层为清代地层，第3层为南宋晚期至元代地层；第3层以下为五代至两宋时期的窑炉和作坊建筑。
作坊建筑区
在本次考古发掘中，丰富的瓷器引人关注。据介绍，出土的五代至北宋早期瓷器的器形普遍偏大，胎体较厚重，常见碗、盘、盏、盆、炉、盒、四系罐、盘口罐、注壶、穿带瓶、器盖等，釉色品种以青釉、酱釉为主，器表有饰绿、酱色彩绘的做法，碗盘类器物的装烧方式流行使用支钉间隔；北宋晚期至南宋瓷器的器形普遍较小，胎体变得相对轻薄，器形种类减少，常见碗、盘、盏、碟、瓶、注壶、双系罐等，釉色品种以白釉、青釉、酱釉、黑釉居多，器表有用化妆土、酱彩装饰的做法，碗盘类器物的装烧方式流行使用石英沙堆间隔，其足底流行模印各种几何符号、文字和图案，可能代表了一定的商标、标志和款识意义，反映了当时窑户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元代瓷器的数量和类型都急剧减少，几乎只能见到黑釉碗，制作粗糙，胎体厚重。陶器的数量较少，主要是低温釉陶的俑、动物模型等，均属于丧葬明器。建筑材料有瓦当、滴水、筒瓦等，窑具可辨垫板、垫圈、支钉、支柱、火照等，匣钵极少见。
五代青釉绿彩注壶
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墓葬2座。在一座三室并列的砖室火葬墓中的中室出土了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赵文地券，券文直接墨书于垫板上，依稀可辨“火穴”、“华阳县安养乡”等字样。据券文内容以及地券使用窑具的情况推测，考古人员推测墓主人可能为当地窑工。考古发掘中，工作人员还发现了窑炉3座，均为斜坡式龙窑，以Y2和Y3的保存情况较好。考古人员发现了残存的拱券结构窑顶，以及使用耐火砖和窑具等材料纵联砌筑。关于琉璃厂窑的文献史料十分匮乏，北宋《元丰九域志·成都府路》“华阳县”条下提及有“均（垍）窑”，南宋《成都文类》卷五引何麒诗记有“垍窑镇税官”，有学者考证“均（垍）窑”即是琉璃厂窑在两宋时期的称谓。此外，1955年在成都外西瘟祖庙附近清理了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蜀藩太监丁祥墓，据墓志铭载：“（丁祥）至正德初，侍于今上，尤重其能，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可知该窑至明代仍在生产，并为蜀藩机构所控制。
窑工墓葬（M2）——由东往西拍摄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成都考古为成都重大基本建设保驾护航，成都考古人始终牢记文物保护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使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特别制定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考古工地复工工作方案》，将拟复工的考古工地相关防疫措施落实到位，在保证人员身体健康的前提下逐步恢复工作，以确保地下文物的安全和重大基本建设的顺利进行。近期复工的有成都川剧艺术中心改扩建项目考古工地、地铁TOD川师段、西御河段等10个重点文物发掘项目。
